本报记者黄晓鹤

“我现在站在上海中心大厦的顶端，这座大厦在1949年被称为百老汇大厦。当时外国记者在这里进行摄影报道很容易，因为这栋楼是上海外国记者俱乐部所在地，很多记者都住在这里。”

055-79000上海解放特辑(见证一个新的黎明)今天发布第二集《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在这一集里，客串主持人安德鲁菲尔德教授从老上海百老汇公馆出发，向观众讲述了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和英国编辑乔治韦恩在这里生活过的旧上海黑暗社会的种种故事：到处都是穷人的舢板。

影片通过今昔对比、场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客观真实地将这段特殊的历史呈现给观众。生动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是人民的必然选择。

这张照片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从百老汇大厦拍摄的。外滩的建筑似乎没什么变化。但是这张照片展现的是老上海的样子。

穷人的舢舨遍布苏州河，外国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

福尔曼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更是发人深省。

比如这个。

另一位记者目睹了这一幕，写了一篇题为《这发生在上海外滩！

他写道：“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经济合作署等机构援助中国的日子里，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上海街头，真是难以置信。”

腐败猖獗，通货膨胀失控，当时的上海一片混乱。

尽管有外国援助的介入，上海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仍然生活在悲惨之中。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回到三年前的1946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重新发动了反共内战，但整个国家还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动荡中恢复过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都投入了战争。

没有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半个中国的控制权，失去了大部分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精锐部队。军事失败带来更多的经济压迫。

为了稳定濒临崩溃的经济，政府试图推行货币改革，强迫民众交出贵金属以换取黄金券。

货币改革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那时候，你必须随身携带成捆的现金去买任何东西。比如1800万金券只能买一根烟。

中国贫穷的年轻女工几乎无法随身携带半个月的工资。损失几百万美元是很平常的事。有必要思考一下，接这个钱是否值得。简单的交易不是用钞票支付，而是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贬值货币捆来支付。

那么国民党政府接下来做了什么？

更多的杀戮，更多的压榨。

“我现在站在外滩友邦大厦的顶层，”主持人费家炯教授说。“1949年，这栋楼曾经是《旧上海的末日》。”

1948年12月的一个午夜，英国编辑乔治文从他五楼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他看到一群搬运工扛着一袋袋沉重的包裹从不远处的中央银行大楼出来。士兵站岗，搬运工把包裹搬到停靠在黄浦江边的一艘船上。瓦因很快意识到他们正在从国库转移黄金。

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将黄金偷运出上海，他所看到的只是许多次中的一次。

消息一出，银行挤兑接踵而至。人民对国民党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这是旧上海的末日。

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卡伯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富人过着奢华奢侈的生活，穷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不需要太多的观察就能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当政府完全无视人民福祉的时候，历史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编辑：程宇

校对：丁晓